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年人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有些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学校和教育系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手机和屏幕是罪魁祸首。更为怀疑的人则坚称这纯属无稽之谈，称其不过是一阵潮流，或是“人们为了引起注意，或者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而编造的”术语。

一些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英国的ADHD诊断率增加了20倍。另一些研究则描述了在过去10年里，成年人ADHD诊断率增加了7倍。同时，仅在2021年到2022年，ADHD药物的处方量就增加了20%。与此相关的是，同一时期，成年人开具ADHD药物处方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儿童。

无论使用哪种数据，都难以忽视ADHD诊断正在上升的事实。最新的证据显示，全球大约有3%到5%的人口患有ADHD。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也意味着全球有超过2.4亿人患有ADHD，而仅在英国就有超过200万人。

再次强调，这只是保守估计；一些研究表明，在美国，10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患有ADHD。尽管如此，成人ADHD仍然被广泛低估和漏诊。而“ADHD只是一阵风”的观念在主流话语中依然盛行，几乎没有受到质疑，甚至还有一本相关的书叫《这不是一个流行趋势》（It’s Not a Bloody Trend）。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因为人们对ADHD，特别是成人ADHD的理解远远不够完善。接下来我们将从科学研究和一些在成年后被诊断为ADHD的人们的角度来看待ADHD的现实。

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说，大多数人可能都误解了ADHD的根本原因，因为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其原因。至少目前还不能。

和大多数与大脑相关的问题一样，没有一个简单的罪魁祸首可以被单独指出。研究表明，ADHD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许多研究观察到，患有ADHD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大脑皮层（负责重要认知过程的最上层大脑结构）比平均值要薄，意味着他们用于处理复杂认知任务的神经资源较少。

其他研究则表明，这种大脑皮层变薄的现象在大脑的某些区域尤为明显，比如前额皮质和顶叶皮质。这些区域与自我控制、前瞻性计划、动作和情绪反应等过程密切相关，而这些正是ADHD经常影响的方面。

ADHD还会影响白质的发展（白质由连接大脑各个区域的神经束组成，允许它们相互通信）。有些研究表明，这会导致更多的白质，而不是更少。

这听起来可能是件好事，但过多的白质可能导致大脑中的“白噪声”，从而损害支撑专注、注意力和控制力的认知过程。此外，复杂认知能力的发展，如专注力和智力，涉及到去除不必要的神经连接，以提高大脑效率。这一过程的中断被认为是ADHD、自闭症以及其他神经多样性问题的一个因素。

ADHD的另一个方面可能是无法有效切换大脑的“默认状态”和“任务状态”。“默认状态”是指当你的大脑没有特别任务时，你的思绪会游离；而“任务状态”是当你有任务需要完成时，集中精力。如果你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难以让大脑不再游离，那么完成任务，以及许多其他事情，自然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大脑的这些变化呢？

ADHD具有很强的遗传性。遗传性是指某人具有某个特质的可能性归因于其基因（即你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证据表明，ADHD的遗传性高达80%，这与更为人熟知的遗传性特征，如身高或智力相当。

虽然某些外部环境因素也与ADHD有关，例如胎儿酒精损伤或出生困难，但它们主要是在子宫内发生的。证据表明，遗传是ADHD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先天，而非后天环境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特定的ADHD基因。目前，已有76种不同的基因被认为与ADHD的发展有关。这是相当复杂的情况。

不幸的是，导致ADHD的众多因素使得这种疾病难以明确界定。ADHD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因此，诊断标准也多种多样，ADHD可以以多种形式出现。你知道自闭症存在光谱吗？ADHD也是如此。

因此，尽管我们不能确定其根本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认为只有一种ADHD类型，且所有患者都符合这一标准并能被轻易识别的观点，是错误的。

大多数人认为ADHD是影响儿童的特定问题。但这是否准确呢？从某些角度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ADHD被归类为一种发育障碍，这意味着它在一个人发育过程中，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更为明显。

而在成年人中，ADHD的表现则大不相同。多动症减少了，但注意力不集中（即难以集中注意力和专注）依然存在。尽管这是个大问题，但在外在表现上并不那么明显。多动症往往会干扰周围的环境（以及其中的人们）；而注意力不集中则影响较小。如果它确实发生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后果也不如多动症那么具有破坏性，尽管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成年人ADHD还常常伴有许多其他问题，但与神经发育问题不同，它们往往是心理健康障碍，如抑郁、焦虑和物质滥用。这些问题比成年人ADHD更常见，也更容易被识别。因此，这些更常见的症状往往掩盖了ADHD，从而导致误诊，类似于许多女性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被误诊为肠易激综合征或多囊卵巢综合症。因此，许多有心理健康问题历史的成年人“突然”被诊断为ADHD（尽管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很少是突然的）。

那么，为什么儿童和成年人的ADHD表现差异如此明显，以至于有人认为它们应该被视为不同的疾病呢？

ADHD确实是一种发育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脑不再发育。大脑确实会继续发育。随着年龄增长，通常的发育过程会让个体的协调性、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能力增强，这意味着与儿童时期相关的ADHD症状最终会减弱。

但如果将典型的大脑发育比作一场越野跑（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但最终健康的过程），那么患有ADHD并成长为一个功能正常的成年人，就像是背着一背包石头参加越野跑。虽然可以完成，但你不会跑得那么快，而且你会更加疲惫和精疲力竭。

许多患有ADHD的成年人对此深有体会，并深知如果他们在年幼时就被诊断出来并接受了适当的治疗和支持，甚至只是得到了他们症状的确认，他们的生活将会轻松得多。

作家、博物馆工作者兼神话与民俗学博士研究者Dan Mitchell就是一位在成年后被诊断为ADHD的人。他表示，年轻时经历的所有误诊和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更为痛苦，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当时得到了正确的帮助，这些问题本可以避免。

很显然，那些未被诊断或未得到治疗的ADHD患者会面临更艰难的生活。考虑到大脑如何节省资源，专注和集中注意力是多么消耗能量，以及压力在心理健康问题中的巨大作用，生活在一个为“神经典型”人群设计的世界中，对有ADHD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消耗。

我们现在才开始弄清楚这一点，但这并不能减少它已经对无数人产生的影响。

尽管ADHD通常与儿童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说，ADHD通常与行为不当、混乱的男孩联系在一起。

男女患ADHD的比例从2:1到5:1不等。但在接受ADHD治疗的儿童群体中，男孩比女孩多出近10倍。最明显的解释是，ADHD在儿童时期是通过破坏性的、多动的行为来识别的。而男孩往往表现出这些特征。女孩的ADHD通常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缺乏专注力或无法深思熟虑。虽然这通常（但不总是）导致学业表现不佳、自尊心受损和其他问题，但对周围环境的破坏性要小得多。

正如ADHD和自闭症研究员Eluned Parrott指出的那样，许多ADHD评估都是通过学校进行的，而学校会优先提出那些最具破坏性的孩子进行评估。“那些主要表现为挣扎或焦虑的学生（通常是女孩）被视为‘正常’。正如他们所说，只有当有人扔椅子时，问题才显现出来。”

此外，儿童ADHD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临床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如果大多数ADHD病例都是男孩，那么诊断方法必然会倾向于男性的特征。因此，女孩和女性的ADHD经常被漏诊或误诊，导致她们必须忍受未被治疗的困境，进而影响到她们的幸福感、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

“自我关怀、自我价值，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的一生，并且会被ADHD严重损害。尤其是在女性中。”Parrott说。这并不是说患有ADHD的女性不能成功，而是她们的成功之路会比本应的更加艰难。

随着我们对ADHD的理解不断加深，女性ADHD的识别变得越来越容易。希望“ADHD不适用于女孩”这种观念正在逐渐消失。

认为成人ADHD只是“时尚潮流”的观点表明，这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尽管ADHD这个术语直到最近才出现，但最早的关于ADHD症状的官方记录可以追溯到1798年。

没有理由怀疑它存在的时间更为久远。涉及多个大脑区域和数十个基因的状况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它现在突然看起来更常见？过去的那些成人ADHD患者都去了哪里呢？

这可以归因于对ADHD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提高，无论是在临床专家还是公众中，这都增强了识别和报告症状、寻求帮助的能力，尤其是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互联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此外，ADHD诊断标准的变化使得诊断变得更加容易。

至于过去的成人ADHD“隐藏”在哪里？我们已经看到ADHD可能被焦虑症和抑郁症掩盖或误诊，而这两种疾病是全球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数以百万计的焦虑症和抑郁症诊断中有多少实际上是潜在的ADHD呢？

尽管不应随意“靠椅子诊断”，但人们常说一些历史名人可能患有ADHD，例如Kurt Cobain、James Dean和Clark Gable。还有那位著名的意大利发明家，他总是无法专注于一件事太久。

正如我们现在更好地识别ADHD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它一直不存在。就像病菌一样，虽然直到17世纪才被发现，但它们早已让人们生病了很久。

尽管这不是主流观点，但有些人认为ADHD根本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障碍。甚至有人称其为“超能力”。

虽然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一些研究表明ADHD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实验表明，表现出ADHD特征的人在寻找食物方面更有优势（可能是因为总在想“周围还有什么？”的倾向有助于他们在环境中更好地搜寻），这表明ADHD可能是一种演化特性。这解释了为什么它涉及如此多的基因和大脑区域。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ADHD可能会增强你在数字世界中导航和互动的能力，因为数字世界通常由多个同时争夺注意力的信息源构成。

但即便我们接受这些论点，它们也只是在两个特定背景下（其中一个是史前时期）有用的。而大量的数据和多数患有ADHD的人都会告诉你，在大多数情况下，ADHD是个问题。

幸运的是，在现代世界，ADHD虽然无法治愈，但可以通过药物和治疗进行管理和缓解。尽管如此，现在服用任何形式的精神或神经类药物仍然受到一些人的污名化，并被视为负罪感和耻辱的来源。

这种社会文化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简单来说，这种情况在ADHD中经常发生。ADHD的常规药物是兴奋剂，如Adderall和利他林，而许多人并不认同兴奋剂。

因此，许多人（包括医疗专业人士）认为寻求ADHD帮助的人是为了获取“刺激”。然而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药物已反复证明在缓解ADHD症状方面安全且有效。事实上，它们的反应率是医学中最高的之一。尽管确实有许多报告称学生滥用ADHD药物以帮助“集中精力”通过考试，但这对神经典型的人并不起作用。

这种药物通过替代ADHD导致的脑部化学活动减少来起作用。但一个正常的大脑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因此，ADHD药物往往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这类似于一个有严重伤病的人可能从阿片类止痛药中受益，但当你健康且没有受伤时服用它们则毫无帮助。

这并不是说ADHD药物是万能药。正如畅销书作家Nick Pettigrew所说：“ADHD药物就像是我一生都在拖着一条永远不会痊愈的断腿勉强生活。虽然我设法拖着它走到了40多岁，但我的诊断和药物治疗就像是第一次给我提供了拐杖。我的腿依然断了，不会痊愈，但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要容易得多了。”

可悲的是，大脑疾病的存在本身让某些人感到不安，任何强化这一事实的事物也是如此。因此，药物是糟糕的，私人诊断是糟糕的，把它归咎于你的问题也是糟糕的，等等。

这种污名化和评判只会让ADHD患者的情况变得更糟。

正如喜剧演员兼前社会工作者Angela Barnes所说：“当我提到ADHD时，我经常会遇到讽刺、反击和翻白眼的反应。人们觉得我是在赶时髦……我真希望那些人能看到我过去30年经历了什么！”

总的来说，有些人坚持认为ADHD根本不是一种“障碍”。有些人可能并非出于恶意，真诚地认为那些需要应对它的人只需要让他们的环境适应他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确实是一个崇高而包容的观点，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但我们目前并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生活的世界对ADHD的成因、发生率、影响、表现形式和需求仍然存在广泛的误解，甚至根本没有承认它的存在。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而且必须伴随着社会的重大适应和调整来切实改变。因为即使忽略道德上的正当性，未诊断和未治疗的ADHD的经济成本也达到了数十亿。再多评论它是“潮流”的文章也无法弥补这个代价。